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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告别高增长依赖症?

刘守英: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告别高增长依赖?

▲图片来源:北京新闻网

7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主讲的“著名论坛”(第15期)以“重新释放中国经济奇迹”为主题在网上直播。

刘守英1964年4月出生于湖北洪湖。1984年,他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他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1995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系和土地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 *摘要* *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高经济增长的综合症,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通过高增长得到解决。与高经济增长相比,经济表现更为重要。

经济绩效衰减的减少与一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力秩序的变化有关。如果上述变化没有实现,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改善其经济表现。

刘守英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义为一个走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权利结构、资源配置、微观机制等安排更加向市场开放,同时保持了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互动秩序结构,这是中国经济绩效提高的秘诀。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共识,即中国应该从一味追求高增长转向提高经济绩效,而提高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是进一步降低衰减率和衰减率。

——语音记录

在过去的40年里,讨论中国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奇迹。我认为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不仅是对过去的,也是我们思考下一步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话题。

1.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

首先,当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会有另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包括西方主流在内,对这两种观点也很有争议。如果我们从高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这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谜?目前,这几乎是不确定的。

第二,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具有许多独特的特征。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国际主流期刊的视野。我认为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本身需要进一步的主流解释。

第三,在结构转型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使中国从农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这也是一个影响世界的问题。

在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最简单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奇迹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类似于东亚模式: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它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投资率。

第二种解释是找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独特来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独特的解释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经济文献的讨论。

唯一的解释无非是两个重要的视角:首先,中国拥有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储备,这导致了中国的长期人口红利。

二是从政府角度解释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流经济理论不喜欢政府,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对拉美经济体的分析得出结论,政府不能这么做,因为政府经常是掠夺性的。但是中国政府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这包括诸如县比赛和官方晋升锦标赛等理论。

第三种主流解释是中国的改革,认为中国高增长的奇迹得益于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

以上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所有解释都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中国高增长的原因,以及什么能带来比传统增长更高的增长?

比对奇迹解释的着迷更引人注目的是,对高增长的依赖使每个方面都陷入高增长综合症。

我们已经形成了解决高增长问题的方法。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越来越需要实现高经济增长。就业问题和结构转型问题必须通过高增长来解决。现在,这种解决高增长问题的方式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高增长来解释吗?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高增长解决吗?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有团体都非常支持吸引投资,因为这可以解决就业和增加收入。然而,我们越是回头看,公园的扩建占用土地和补偿是不公平的,所以农民有如此大的怨恨。解决早期高增长问题的方法变得越来越成问题。

此外,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了高增长综合症。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套高增长模式,如低成本的土地供应、土地融资和资本化,进而形成了促进发展的政府体制和运行模式。

这种体制和运行模式离不开高增长,导致对高增长的依赖,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整个体制改革的推进。

对高增长的依赖也表明,2013年后的经济低迷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变化或周期性变化。目前,我们还没有就此达成共识。

由于我们对高增长的依赖,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刺激来应对重大事件。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包括COVID-19的爆发。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对高增长的依赖。

高增长是奇迹吗?如果说高增长是一个奇迹,那么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在特定阶段保持高增长的例子。例如,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奇迹?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保持了高增长。这也是一个奇迹吗?

经济增长等于经济表现吗?如何衡量经济表现?经济绩效的来源与经济增长的来源一致吗?

我们对高增长的依赖造成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告别这种依赖。在我看来,反思经济奇迹和解释经济奇迹将有助于告别对高增长的依赖。

第二,从经济增长到经济绩效

为了告别对高增长的依赖,我们必须正确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真的很吸引人。增长依赖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深深植根于主流经济理论:要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必须增长。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

事实上,增长理论只关注经济表现的上升部分,而没有解释经济表现的下降部分。长期以来,我们的惯性思维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会有增长,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整个人类的长期经济表现不仅因增长而变化,也因衰退而变化。经济表现是一个比增长更全面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包括两个部分:增长和衰退。

最近,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表现比增长更重要。原因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向上增长,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就不是真实的。增长和衰退都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高人均国民收入国家和低人均国民收入国家之间有什么区别?两者在增长频率和增长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区别在于经济衰减频率和衰减幅度,尤其是衰减幅度。

收入群体越富裕,衰减频率和振幅越小。收入群体越穷,其衰减的频率,即负频率和负振幅越大。必须记住,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包括上升和下降,其中下降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影响更大。

从1820年到2008年,发达国家的变化是长期经济表现的改善。增长年份不明显,但明显的变化是衰减率下降。发达国家长期经济表现的改善不是由于高增长率,而是由于衰减率的急剧下降。

最贫穷的国家并不缺乏增长。就增长率和频率而言,穷国并非没有增长,而且某些年份的增长率很高,但与富国相比,它们的衰减率和频率太高。

富国和穷国之间经济表现的差异不在于增长率的差异,而在于负衰退率和衰退频率。

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解释经济增长的部分,还应该解释是什么导致了经济衰退的频率和幅度。经济绩效衰减的减少与一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正确秩序有关。

在转型国家,精英控制着社会资源。此外,精英权力秩序中的各种制度基本上都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权利基本上保护这些精英,不对外开放。

人类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有限权利的秩序向开放权利的秩序转变。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开放权利体系中,大量的制度和规则都是基于陌生人的,完成了身份规则向非身份规则的转化,非人际规则成为社会的基础。

从权利制约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变的关键在于传统秩序中的精英如何建立一套非人际的制度安排,即他们愿意对外开放。

开放社会中经济绩效的来源不取决于增长部分,而是取决于衰减频率和振幅的下降。这种下降取决于国家从一个权利有限的社会向一个权利开放的社会的转变。如果上述变化没有实现,该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经济表现的变化。

负增长绩效的改善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其从有限权利秩序向开放权利秩序的转变,并在促进社会转型的经济与政治互动过程中形成有序秩序。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表现是一个重要的范式转变。

第三,中国的经济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的特点是经济表现大幅改善。我认为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是经济表现的奇迹。1979年后,中国的经济表现达到了5.4%。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表现有什么不同?

改革开放前经济收缩频率达到30.8%,衰减率为-6.2%;改革开放后,经济收缩频率为7.7%,衰减率仅为-2.4%。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别不大。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增长率也很高,达到5.7%;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1%。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经济绩效提高的表现,这不是来自增长率的提高,而是来自收缩频率和收缩率的急剧下降。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平均增长率并不低,但我们的衰减率仍然相对较高。与这三个国家相比,日本的衰减率最低。衰减造成的性能损失是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最重要因素。

第四,正确的秩序和两个时期的经济表现

影响一国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因素是制度特征。制度类似于一件国家穿的衣服,其特征包括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模式、要素市场、宏观调控模式、微观管理制度等。

事实上,制度变迁是如何在这一制度的外衣下实现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和变革过程,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正确秩序的。

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了解到苏联建立了一套权利制约的秩序,但我们的制度在面临经济运行问题时有能力进行调整。然而,苏联体制越来越落后,权力结构越来越集中,整个经济运行的体制结构越来越僵化,微观主体越来越缺乏活力。

在1953年至1976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在这一制度的支持下进入了一个不景气的状态,但中国仍然保持了2.0%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权利的约束下仍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从1956年到1958年,宏观经济调整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微观经济体系开始分权,所有权回归,赋予农村地区更大的要素配置权。

1960年又是一次调整,基本方式是要素配置、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整过程。由于经济绩效的恶化,限制权利的顺序应该适当调整,从而避免过于僵化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危害。

中国在制度调整的过程中保证了地方的灵活性,这实际上保证了中国在计划中央集权体制下没有前苏联的不幸。

我把中国的改革定义为对权利开放的秩序。改革开放前我们建立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要素分配、微观机制等安排,基本上是一套权利制约秩序。事实上,改革是一个从所有制、要素配置和微观制度到权利开放的过程。

因此,宏观管理体制开始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益,指令性计划在要素配置上开始发生变化,使市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权利的进一步开放将导致原有秩序结构的改变,这实际上会产生秩序危机。1986年至1992年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秩序问题。1992年至2002年,中国基本建立了开放权利的秩序框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框架。

同时,它也形成了一套开放权利秩序下的宏观体系,包括金融体系、管理体系、对外贸易体系等。此外,还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配置模式;形成了以企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微观体系。

5.开放的权利秩序与现代权力建设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绩效的提高来自于我们不断开放的权利体系,这是第一个秘密。第二大秘密是,在形成开放的权利体系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在中国保持了一套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秩序结构。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过去一个世纪中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也在寻求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大国。非常重要的是,如何继续形成开放权利的秩序,并通过这一秩序进一步建设现代权力。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如何在一百年前所未有的变化下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的复兴?

1.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轨道。我们现在必须追求高增长还是防止衰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共识,即中国应该从一味追求高增长转向提高经济绩效,而提高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是进一步降低衰减率和衰减率。

第二,苏联的教训。当经济表现和整个秩序结构出现问题时,苏联进一步走向权利的封闭秩序,这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这种秩序非常僵硬和低下,权利封闭秩序的结果是一场悲剧。

第三,拉丁美洲的教训。拉丁美洲的重要教训是,频繁的政治变革扰乱了经济。在经济低迷的过程中,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低迷的过程中,如何防止政治不稳定干扰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焦点。

4.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这三个国家都经历过经济衰退,但如果我们继续追求高增长,将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这些国家的基本经验是降低衰减率:通过降低衰减率,衰减对整体经济绩效的贡献得到提高,而美国是最典型的国家。

其次,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其权利,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无论国际环境多么恶劣,中国可能面临多么大的冲击,中国只能通过进一步开放对内和对外的权利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开放权利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具有独特制度特征的现代国家。

编者:李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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